在这篇短文中，鲁迅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个观点，精当地概括为“拿来主义”。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了这样一些方面：
1．“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鲁迅既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畏首畏尾的“孱头”，也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强，而故意毁灭遗产的“昏蛋”。对于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强的“孱头”和“昏蛋”，鲁迅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了他们的实质。鲁迅清醒地、坚决地反对了他们所代表的错误倾向，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一层障碍。
2．“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把旧的遗产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人民有益无害的（即“鱼翅”）要“拿来”，而且“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一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即“鸦片”），则要一分为二，正确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要加以“毁灭”，有些则酌留少许，送进博物馆，以发挥其对人民的认识和教育作用。总之，是要在“拿来”之后，再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细致的鉴别，严格的挑选，从而决定弃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那种“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也就是那些“全盘继承”论者，鲁迅投以厌恶和鄙夷。这就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二层障碍。
3．创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占有”“挑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新文艺的创造，为了推陈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陈出新，就必须勇于批判继承。因此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拿来主义”的光辉思想，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一生的言行和著作中。早在五四时期，他就一方面和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御用文人，那些主张尊孔读经开倒车的“国粹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从事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考订、辑录、校勘、评价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出了批判继承的光辉榜样。至于对外国革命文化的介绍，也花去了鲁迅一生中大量的心血。鲁迅从自己参加社会斗争和文艺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深感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因此，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和分析论证，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比如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旧形式的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在《〈木刻纪程〉小引》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又具体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不难看出，鲁迅关于批判继承的这些论述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以小见大，就近取譬，通过细小的、人们熟悉的事物的比喻来阐明一个抽象的深刻的道理，这是鲁迅杂文突出的写作特点之一。有些杂文，通篇就是一个比喻。本文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在一篇短短千把字的杂文中，如果正面铺开来谈批判继承这样一个重大的内容非常丰富的问题，要想谈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去谈，写出来也很可能完全失去了杂文的特色。
因此，对于杂文的写作得心应手、驾驭自如的鲁迅很自然地回避了这种写法，而是巧妙地用继承一座大宅子来作比喻，通过论述对这所大宅子的态度来阐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道理。巧妙贴切，生动具体，深入浅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比喻手法运用得所以巧妙，不仅由于整个比喻是贴切的，而且每一局部的比喻也是贴切的。“孱头”“昏蛋”“废物”自不必说，“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姨太太”之类也无不如此。鲁迅所以善于运用比喻手法，是由于他对所要说明的事物和用来比喻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都做了细微的观察和揣摩，都下了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功夫。因此，无论整体的比喻还是局部的比喻都让人赞叹佩服，不仅得到了深刻的启示，而且也得到了艺术的愉悦。
比喻手法巧妙运用的结果大大增强了鲁迅杂文的形象性。尽管造成鲁迅杂文形象性的因素很多，但不能不说，比喻手法的巧妙运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鲁迅杂文中的许多比喻贴切自然，乍一看似乎仅仅出之于作者的讽刺才能，其实却植根于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作者的心目中，早已画就了这一类人物的嘴脸，因此，形诸笔墨便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比如本文中的“孱头”“昏蛋”“废物”这类形象，鲁迅见得太多了，对他们愤怒轻蔑的感情也酝酿已久了，所以一写进文章，这类人物的嘴脸便马上惟妙惟肖地活现出来。
对比的鲜明和反衬的强烈，是本文写作上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本文名为《拿来主义》，但一开头却大谈“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好像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这正是鲁迅杂文极有章法、极有功力的表现。先破字当头，切中时弊地展开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的批判，然后立在其中，提出了“拿来主义”的观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是“拿来主义”的对立物，正好和“拿来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的弊端越多，毛病越大，越可以反衬出“拿来主义”的必要和可贵。果然，在历数了“送去主义”的不足取之后，文章急转直下，提出“拿来主义”，便显得顺理成章，很有气势，“拿来主义”的难能可贵也显得十分突出，“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等等，便成了“拿来主义”的很好的铺垫。“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写作经验的总结，是符合表达的需要和人们的欣赏习惯的。鲁迅行文的巧妙和结构文章的功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杰出的幽默才能，卓越的讽刺艺术，往往使鲁迅的杂文机趣横生，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本文虽然是一篇专谈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但作者卓越的幽默和讽刺才能也力透纸背地一再表现出来。作者对于追求时髦的“摩登”作风是一向反感的。在《夜颂》中，他曾经指出过初学时髦的“摩登”女郎脸上的点点油汗，使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窘态；在《感旧以后》中，他曾经把那些叭儿文探专施告密的文章称为“摩登”文章，而给以高度的蔑视。在本文中，作者为了讽刺那些“送去主义”的行径和滥调，便说“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既挖苦了“送去主义”，也旁敲侧击了“摩登”作风，可谓一箭双雕。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对邵洵美的讽刺（“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和对国粹家的挖苦（把中国的烟灯和烟枪称为国粹）来，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鲁迅杰出的幽默才能和卓越的讽刺艺术的形成，虽然有作家本人的条件，但从根本上说是当时的斗争环境造成的。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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