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有感|《报任安书》有关资料

2020-08-30   来源:高中阅读

《报任安书》有关资料

一、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

《报任少卿书》(编者注:即《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原载《汉书·司马迁传》中,后来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又将它收录进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不可多得的“雄伟奇谲”的名文。陶渊明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就够得上说是一篇“奇文”。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样,这也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它们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两篇文章,是姊妹篇。虽然两篇文章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太史公自序》以叙事为主,其中“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说的假话” (参看张维华《司马迁的史学》一文,收入《汉史论集》一书中,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有些地方说得比较隐约,《报任少卿书》由于是私人信件,以抒情为主,是“抒愤懑”之作,除有一些地方使用曲笔之外,总的来看作者是用比较显露的手法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尽管二者存在着如上所说的这些不同之点,它们同为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参考资料,大家的看法则是一致的。

自《报任少卿书》问世以来,产生了不少“仿作”(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935—936页上列举出了一些“仿作”的篇目,可以参看。),说明了它在我国的历史上(不只是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写这篇文章,是想就《报任少卿书》研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喜爱研读《报任少卿书》的读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研读《报任少卿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写作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供我们采取的说法。一种是王国维先生的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的说法,另一种是古今不少人主张的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的说法。王说见于他所作的《太史公行年考》:“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年(指太始四年──引者)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指《报任少卿书》──引者)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幸雍,祠五

?,《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按原文当作“常”──引者)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我认为:王国维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大体上是可信的;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时间的考证,却不能不使人发生怀疑。今人程金造和李伯勋曾先后发表文章(见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一文的第三部分《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收入《司马迁与史记》一书中,中华书局1957年9月上海出版);李功勋的文章《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载于《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这篇文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说法,是笔者所不同意的,但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年代的论定,笔者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都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王说的不可靠。他们的说法虽然还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但大体上是可信的,他们根据过去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认为《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说法比较可靠,是笔者所同意的。这里 我想再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谈一些看法,以补充论证王说的不能成立。

在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所谓“会东从上来”,这话该如何解释。上面提到的程文这样指出:“我认为是指从武帝由甘泉回建章宫,更由建章回长安说的。建章宫在甘泉东而偏南,长安又在建章东而偏南。说成现代话,就是‘从上来到东边’。东是指回京,所以服虔注曾说‘从武帝还也’。如果有人认定要按王国维的句法来解,是‘从上自东边来’,那末,八月太子死于湖,九月或十月之时武帝作‘思子宫’,为望思归来之举于湖;湖地在长安东面、偏南,这也和‘从上东来’相合。但是仍然是以‘从武帝由甘泉回’的说法为正确,因为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李文也指出:“我的看法与王氏不同,‘会东从上来’一语,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汉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而言的。据《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夏,幸甘泉。’七月,京城长安发生了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的非常事件,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是汉武帝夏天避暑的离宫,距长安

约二百里。刘彻从甘泉宫还长安,从方位来说,是背西面东而行的。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之职,是刘彻的当然随行人员,也必然跟随汉武帝还长安,这就是‘会东从上来’一语的正确解释。这个看法,并不是我的新解,朱东润、王力两位先生,早就是这样解释的。”(见朱东润著《史记考索》234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857页。)为什么说王国维的理解是错误的呢?程、李两文都是力图从历史和语言运用的角度证明这一点,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立论未免语焉不详。顾炎武曾经指出:“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我认为我们先不必他求,只需把叙述“秦楚之际”事迹最详的《项羽本纪》中对于方位词“东”当作动词或副词(作状语)用的例子找出来,就可以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请看如下这些句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诸侯虏吾属而东。”“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晨击汉军而东。”“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毋令得东而已。”“乃东,行击陈留、外黄。”“东至睢阳。”“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王乃复引兵而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不难看出,《项羽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再以《周本纪》对“东”字的用法来看,亦可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的:“东观兵,至于盟津。”“以东伐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东巡狩至河南。”不难看出,《周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扩而论之,我们细检《史记》全书所有用到“东”字的地方,也无不作如此讲。这样看来,程文所谓“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想是可以得到证明了。其实,何

止《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国古代其他一些古书里,把“东”这个方位词当作动词或副词用,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这里也举一些例子。如屈原在《哀郢》一诗的开头这样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屈子以是年二月之甲日,自郢都启行,顺流东下也。”所谓“东迁”的“东”字,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迁”字,是“往东”的意思;接下去,《哀郢》中又有这样的话:“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游国恩又认为:“此言浮江而下,经洞庭湖入江之处也。其行程乃自西而东,故曰逍遥来东也。” (游说见其所写《论屈原之死及楚辞地理》一文,收入《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上海版,71页。)这里说得更清楚:“东”即是“自西而东”,也就是“往东”的意思。再如《左传·僖公三十年》叙述秦晋之战的经过有“秦师遂东”(《史记·秦本纪》作“秦兵遂东”)的话,“东”在这里是用作动词,是“向东进发”、“开向东方”的意思,也就是“往东”的意思。《战国策·燕一》有这样的话:“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而不信苏子矣。”这里的“东”字是“使……往东”的意思,“东苏子(苏代)”就是“让苏子往东(指齐国)”。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中叙述黄道婆的事迹时,这样写道:“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所谓“东去”,是“往东离开”的意思,“东”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动词“去”,也是“往东”的意思。我想,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王国维先生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确实是错了。

其二,王国维先生改褚少孙所写任安传中所引汉武帝语“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中的“常”字为“尝”字,也是很不恰当的。在古书中,“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如《荀子·天论》:“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洛阳伽蓝记·卷四》:“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这两个“常”字就都作“尝”字解。再如《汉书·司马迁传》所引录《报任少卿书》中的一句话是:“仆尝厕下大夫之列”,《文选》李善注本作“仆常厕下大夫之列”,这正可以说明“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但在汉武帝所说的那两句话里,却不可以改“常”为“尝”,上面已提到过的程文指出得很对:经过这一改动,“则与上文

‘罪甚众’的‘众’字不相应了。”就假定武帝的话是可靠的,那是说武帝曾经不止一次地“活之”,经王国维一改,就把多次“活之”一变而为一次“活之”,从而去坐实他的“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的说法,显然就是很牵强的了。照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论断,说的是任安于太始四年十一月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已不可考)而被汉武帝抓进了监狱,但后来又被汉武帝赦免了出来,只是一场虚惊;司马迁在当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认为任安这一次犯罪很有可能要被处决,因而就写了这封被后人称作《报任少卿书》的信给他,在我看来,这一看法恐怕应该说是王先生驰骋想像的产物吧。

鉴于王说存在着如上所说的一类无法消除的可疑之点,因此现今便有不少人同意清代一些人(如赵翼、沈钦韩等人)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所作出的论断:这封信不是写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而是写在征和二年十一月。近年来,虽然也仍有人写文章为王说辩护,力图证明王说的正确,但他们的文章也并不能消除王说存在的那些可疑之点。(陈尽忠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一文,黄振民在《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辨》一文,都是重申王说正确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对我们研读《报任少卿书》是有帮助的,但在我看来,也都还有值得推敲之处。)我在这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问题,发表了如上的看法,只是希望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罢了。今人杨伯峻先生在其所撰《列子集释》一书的《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中收入了作者自己写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认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从语言上着眼,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它的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或者国别”。我在这里之所以企图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去论证《报任少卿书》的写作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杨伯峻先生启发的结果。

(二)

《报任少卿书》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奇文”呢?这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论及的第二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司马迁不是一位“古人”吗?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复生”呢?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结尾曾这样意

味深长地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在这里正是向人们指出了:凡是那些在历史上对自己的时代、对民族、对人民做出过自己的一定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那些革命者,后来的人们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总是会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使他们“复生”,不断地说起他们。最近这些年来,报刊上不但发表了不少研究司马迁这位古人及其伟大著作《史记》的文章,而且还有历史家和剧作者用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形式,在历史小说中和戏剧舞台上再现了司马迁的历史形象。后面这种情形,不是可以说是现代的人们在用文学艺术这奇妙的办法,又使司马迁“复生”了吗?

但对于这样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人们在它产生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并没有达到对它的精神实质的正确的理解。究竟怎样才算是达到了对这篇“奇文”的精神实质的正确的理解呢?在这里,我要提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样一个文学“掌故”:清代有一位文艺理论家叫包世臣,在其所著《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中,谈到他和他的朋友石赣州在酒席宴间曾经讨论到对《报任少卿书》的理解,包世臣认为“二千年无能通者”。石赣州于是便向包世臣请教:原因何在?怎样才能掌握住《报任少卿书》的精神实质?包世臣当时告诉他:像阁下这样一位“博闻深思”之人,“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石赣州当天晚上即遵照包世臣的嘱咐,将《报任少卿书》读了一些遍,第二天又特地找上门问包世臣说:“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意,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包世臣便又告诉他:“阁下半夜之间,多则数十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则已,则有得已。求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后来两人分离而居,过了一年多之后,石赣州又就《报任少卿书》的理解问题写信给包世臣再次向他求教,这使得包世臣觉得不好不向自己的朋友讲一讲他对《报任少卿书》的理解了:“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素非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

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我觉得,关于《报任少卿书》的精神实质,包世臣的话是概括得很好的,为我们研读《报任少卿书》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就这个问题谈自己的什么看法了。我只是因此而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的人们虽然没有今天的我们所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但他们有时读书心细如发,因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也仍然是有参考的价值的,值得我们重视。

(三)

关于《报任少卿书》,笔者要论及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向司马迁提出的那种“发愤著书”的精神学习的问题。

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表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将这一段话写了进去(只在字句上稍有不同),可见司马迁对这一段话的重视。正是在这种“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广采历史旧闻,考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伟大著作。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所提出的这个“发愤著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其所著《管锥编》第三册中,曾引述了从汉至清的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论述,然后指出:此间虽也曾偶然有人出来唱反调,“然犹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也。” (参看《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936—938页。)在最近发表的《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一文中,钱先生又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联系到《史记》的写作,他还指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

报任安书有感|《报任安书》有关资料

https://m.scfaying.com/xiandaiwenyuedu/32385/

推荐访问

报任安书朗读赵立新 报任安书ppt课件
展开更多 50 %)
分享

热门关注

高中阅读书计划十三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心得400字【六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心得1000字(锦集5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教学心得汇编3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心得300字【6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心得100字精选6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心得200字(合集三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学习心得精选五篇

高中阅读

项链读后感高中阅读感受【5篇】

高中阅读

高中阅读笔记400字集合9篇

高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