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赋》有关资料
一、关于赋
“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
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
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
，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各个阶段。
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像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
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词藻益茂，而体格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
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
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二、《阿房宫赋》鉴赏
杜牧是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统书》）的。那么，他写《阿房宫赋》，其用心何在呢？
关于阿房宫建造的时间、原因、地址及规模，《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贾谊传》《水经注·渭水》以及《三辅旧事》《三辅王图》等都有记述；《史记》成书最早，其记述也比较准确，故摘引如下：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这一段记述与《阿房宫赋》的描写相对照，有几点值得注意。一、秦始皇修阿房宫，主要由于“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即随着国家的统一，作为国都的咸阳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宫廷已不能满足新的需要，故于渭水之南营建新的朝宫。可见《阿房宫赋》把阿房宫的兴建完全归因于“秦爱纷奢”，并不确切。二、阿房宫先建前殿，终始皇之世，全部工程并未完成。即使全部完成，也谈不上《阿房宫赋》所说的“覆压三百余里”。三、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开始修阿房宫，距始皇之死不过两年，因而《阿房宫赋》说“宫人”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不合事实。
项羽入关，阿房宫即化为灰烬，杜牧描写阿房宫，所依据的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资料，也只能是《史记》中的有关部分。而把《阿房宫赋》的描写和《史记》中的有关
记载相比较，就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作者的艺术想像和夸张；想像和夸张的用意，则在于借历史题材以警戒当时的荒淫君主。就是说，这不是历史著作，而是文艺作品。如果把它看成历史著作据以考证阿房宫的规模，评论秦始皇的功过，那就错了。《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评论说：“前幅极写阿房之瑰丽，不是羡慕其奢华，正以见骄横敛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爱六国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后回视向来瑰丽，亦复何有!以下因尽情痛悼之，为隋广、叔宝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不若《上林》《子虚》，徒逢君之过也。”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
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藩镇跋扈，吐番、南诏、回鹘等纷纷入侵，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大唐帝国，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杜牧针对这种形势，极力主张内平藩镇，加强统一，外御侵略，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事实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通鉴》卷二四三）。对于这一切，杜牧是愤慨而又痛心的。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明白地说：“宝历（敬宗的年号──引者）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秦始皇和陈后主、隋炀帝等亡国之君，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起势雄健，于叙事中寓褒贬，为此后的许多文字埋下根子。“六王”为什么会“毕”？“四海”为什么能“一”？一亡一兴，关键何在？读完全篇，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答。例如在中间写道：“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掠其人，倚叠如山……”则六王之骄奢淫逸，不惜民力，已于言外见意。到了篇末，更明确地作了结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读到这里，再回头看看首句，就不能不惊佩那个“毕”字下得好!“六王”之“毕”，其原因既在自身，那么，秦能统一四海的原因，也就不言可
知了。这两句一抑一扬；而扬秦又是为更有力地抑秦蓄势。秦统一四海之后，如果吸取“六王”的教训，“复爱六国之人”，就不会那么迅速地被“族灭”。谁知秦王一旦变成秦始皇，立刻志得意满，走上腐化的道路。“蜀山兀，阿房出”。一因一果，反映了一苦一乐，六个字概括了无限深广的内容。“兀”“出”两字，力重千钧，自不待言。而从“兀”到“出”的过程，更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广阔天地。第一，举蜀山以概秦陇之山。由蜀山到关中要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凭借人力运送巨大的木料异常艰难。而一定要取材蜀山，见得秦陇一带的树木已经砍伐一空，还不敷用。秦陇之山尽秃而殃及蜀山，直到蜀山不剩一木而阿房始“出”，则阿房宫多么宏大，秦始皇多么骄奢已不难想见。第二，举木料已概其他建筑材料。所需的木料既如此众多，则其他的建筑材料需要多少，也不难想见。第三，举砍伐、运送木料以概其他工程。而从木材及其他一切建筑材料的砍伐、加工、运送直到合拢来建成“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都是役使人民进行的，这中间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葬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也是可以想见的。“六王”既以“不爱其人”而覆亡，秦始皇又将自己的淫乐建筑在人民的苦难之上，那么，从“六王”的已“毕”，不是很可以预见秦的将“毕”吗？廖莹中《江行杂录》上说：“杜牧之《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参作《长城赋》云：‘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参辈行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又祖《长城》句法矣。”《长城赋》（见《全唐文》卷六一九）以四个三字句发端，一句一意，层层逼进；又句句押韵，音节迅急，有如骏马下坡，迅快无比。《阿房宫赋》正与此相似，说它“祖《长城》句法”，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赋以四个三字句开头，并非始于陆参，而是创于晋人郭璞。郭璞《井赋》云：“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此后，南朝谢惠连《雪赋》以“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发唱，无疑受了郭璞的启发，却青出于蓝。《长城赋》学习《井赋》《雪赋》的句法，又比前者更胜。《阿房宫赋》则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说明文艺创作既贵在创造，又需要借鉴前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两句，紧承“出”字，总写阿房宫的规模。上句言其广，下句言其高。自“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到“高低冥迷，不知西东”，就广、高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描写。“五步一楼，十步一
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等句，既简练，又形象。特别是“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更其传神。不说长桥如龙，复道如虹，而说“未云何龙”，“不霁何虹”，不仅笔势跌宕，而且从惊叹语气中表达了对那些建筑物的观感，给客观描写涂上了浓烈的抒情色彩。以上写阿房宫的宏伟瑰丽，已寓贬义；但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完成如此宏丽的建筑，固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如果在完成之后用来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那还是应该赞许的。所以，作者在写了阿房宫的宏伟瑰丽之后，立刻将笔锋伸向更重要的地方。“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几句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歌舞之盛（歌喉吐暖，舞袖生风，以致改变了气候）。接下去，点出那些供秦始皇享乐的歌舞者，乃是六国的“妃嫔，王子皇孙”；既回应“六王毕”，又暗示秦统治者的前途。
承“为秦宫人”的“明星荧荧……”一段是脍炙人口的。忽然间，天际群星闪耀；不是群星，而是美人开了妆镜!忽然间，空中绿云飘动；不是绿云，而是美人梳理头发!渭河暴涨，泛起红腻，原来是美人泼了脂水!烟雾乍起，散出浓香，原来是美人点燃兰麝!不直说美人众多，却用明星、绿云、渭涨、雾横比喻“妆镜”“晓鬟”“弃脂”“焚椒”，间接地写出美人之多，其手法已很高明。但还不止此。通过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既写了美人，又写了阿房宫。下临渭水，高插青霄的楼阁，像蜂房似的布满空际的窗户，以及当窗晓妆的美人，都历历如见。而写美人，又正是为了写秦始皇。所以，接着便写“宫车”之过。“宫车”日日行幸，而宫人尚“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则秦始皇荒淫到何种程度，也就用不着说穿了。
这一段也是前有所承的。陆参《长城赋》云：“边云夜明，列云铧也；白日昼黑，扬尘沙也；筑之登登，约之阁阁，远而听也，如长空散雹；蛰蛰而征，沓沓而营，远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号呼也，怒风訇；其鞭朴也，血流纵横。”《阿房宫赋》的开头既然取法于《长城赋》，那么中间的这一段，造句、构思都有一致之处，可能也受了《长城赋》的启发。当然，如果从句式的相似方面着眼，它受《华山赋》的影响更其明显，洪迈《容斋五笔》卷七指出：“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
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犹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则《阿房宫赋》实模仿杨作也。”杨敬之《华山赋》（见《唐文粹》卷六）一脱稿，即传诵士林，轰动一时，韩愈、李德裕、杜佑都十分赞赏。上引数句，杜佑时常吟诵（见《容斋五笔》卷七《唐赋造语相似》条）。杜佑是杜牧的祖父，则杜牧熟习这篇作品是毫无疑问的。但杜牧的“明星荧荧”等句，绝不能说是“模仿杨作”，而是从杨作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加以变化，用以表现新的主题，具有推陈出新的作用。从“燕赵之收藏”到“亦不甚惜”，承上歌舞之盛，美人之多，进而写珍宝之富。通过这一系列叙写，形象地点出阿房宫的用途，从而对秦始皇进行了鞭挞。从开头直到这里，作者以精练、生动的笔墨叙写了阿房宫的兴建、规模和用途，没有抽象地发议论，而议论已寓于其中。读者不难看出：用人民的血汗凝成、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集中地反映着人民的苦难，也集中地反映着统治者的荒淫腐化。
于是，作者水到渠成进一步完成他的主题：写阿房宫的毁灭，也就是写秦统治者的毁灭及其毁灭之故，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嗟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是说“人同此心”，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出了逻辑的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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